澳大利亚政府设立投资移民签证1年多以来，10个申请人中有9个是中国人。
美国联邦政府的EB-5签证的申请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去年，6895名中国人获得了这项签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人数。韩国人占第二位，共364人。
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冻结了投资移民项目，可是魁北克却在继续接受申请，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百万富翁排队，试图从魁北克获得加拿大投资移民签证，从而大大加重了联邦政府的积压案例。
据法治周末的报道，“购买40万美元的房产，或向糖业多元化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你就可以跟多位中国上市公司的老总成为邻居，拿到圣基茨护照。”香港康贵移民的冯先生仍在不遗余力地向企业家们推荐这个加勒比小岛国的移民服务。
随着美国、加拿大等热门移民国的移民政策不断变化，移民到这些国家变得越发困难，因此许多国内的富豪在选择移民国时越来越谨慎。而因为商务部“10号文”(2006年，商务部与其他5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10号文”。其中规定，红筹上市模式中企业和个人前往境外设立公司必须到商务部报批。)的缘故，一些小型移民国也在逐渐显露头角。其中，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无疑是赴港上市企业家们的移民新宠。
究竟这些被移民中介称为“中国上市公司老总首选移民国家”的岛国有怎样的吸引力，能让包括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谐汽车董事长冯长革等众多企业家趋之若鹜？是其自身的魅力使然还是时势造英雄？其倍受追捧的背后，体现的又是商务部“10号文”怎样的尴尬？
投奔岛国为上市
一步到位，条件宽松，投资额低……都是移民中介们常挂在嘴边的圣基茨移民优势。然而这些对急求上市的移民企业家们来说，或许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2012年年中的时候，圣基茨接纳的中国移民还不到20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倍，其中很多上市公司的客户都说自己是被逼上岛的。”冯先生对记者透露。
企业家们口中所说的“被逼上岛”，其实与之前中国上市行情的大环境有关。由于2013年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屡遭集体做空，而中国内地股市IPO也曾一度暂停，此时香港股市就成为了内地企业上市融资的首选。然而，想在香港上市并不简单，其中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必须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对移民有着‘移民监’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想移民就要像坐监狱一样不能长期离开要移民的国家，时间一般以4到10年为限。这对急求上市、公务繁忙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正在北京办理移民手续的某互联网企业负责人郭新飞表示。
因此，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寻求上市的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扎堆于圣基茨，这也得归功于这个加勒比小岛独特的移民政策。
综观全球，只有3个国家对于移民没有上述要求，圣基茨就是其中之一。郭新飞表示，自己曾对比过3个不设“移民监”要求的国家，其中只有圣基茨属于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该国公民免于签证，更加便利。而且，该国对公民境外收益免税，即使今后股权变现、继承、转让，也不用缴纳任何税收，这无疑切中了企业家们的需求。几经权衡，他最终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选择投奔这个岛国。
“这样的移民客户不在少数，他们从不在岛上常住，也无心欣赏当地怡人的风景，仅仅是需要一个移民身份而已。”冯先生说。即便如此，企业家们的移民之旅仍充满无奈。尽管中国老板们获得了该国国籍，却并非成为了真正的移民，仅仅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非完全公民”身份；而由于中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中国企业们取得外国国籍的同时，也代表着放弃中国国籍，以及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国内政治荣誉的机会。
“不光是这样，如果未来涉及到矿产、能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的投资，也可能因为企业家是外国人而丧失投资机会，这些都是企业家们不愿意面对的。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没有人会出此下策。”郭新飞叹道。
“10号文”大山难翻越
究竟是怎样的形势，让移民成了寻求上市的“惯例”？“答案就在‘10号文’里。”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表示。
对于民营企业家们来说，为求企业发展而寻求上市融资不足为奇。然而为了避过层层审批，民企此前普遍采用红筹模式奔赴海外上市融资。直到2006年“10号文”的出台。
用上市企业家圈子里的话来说，“这一政策，让守法企业不知所措，对违规企业形同虚设。”李寿双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为所有寻求海外上市的民企设置了一堵“玻璃墙”，明明有路可走，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走得通。而另一方面，面对大量不经审批、强冒违规风险海外上市企业，这一法规出台以来却从未追究、处罚过任何一家公司。
也正因此，当去年国内股市IPO暂停，美股市场被做空狙击时，中国企业家们开始转战港股市场。只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国内形同虚设的“10号文”在港股市场中却变成了难以逾越的大山。
“曾经有不少客户遇到过这种麻烦，最后才来选择移民。”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移民律师杨平回忆道，“这些客户有的曾有在美股上市的经验，有的是首次寻求上市融资，但他们都被挡在了港股之外。”
杨平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香港遵从中国内地法律，交易所有着否决企业的权力，任何企业上市若不符合中国法律就会被香港联交所否决。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为筹备上市所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投行费用等数千万元的成本将打水漂儿。而从“10号文”出台至今，还没有一家内地企业获得过审批，因此无人能轻易登陆港股市场。
然而民营企业家们并没有放弃，为了登陆港股，他们各出奇招，绕道而行。从持续尝试获取审批到架构繁杂的海外子公司以绕过监管，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最终，大家无奈的发现，想要绕过这一封堵国人的政策，只能变成外国人。而这，正是造就圣基茨成为上市企业家移民首选的东风。
“为了上市而放弃国籍曾引起国人的议论，然而这些企业家放弃国籍时的踟躇和无奈只有我们看在眼里。”冯先生透露道。
多输局面何时休
“根据‘10号文’规定，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只在一年内有效。而对客户来说，往往从私募到上市成功就至少要一年半的时间。这让几位原本想依法寻求海外上市的客户打消了念头，最终选择移民。”杨平举例道。他认为，企业IPO的主动权如果不由自己掌握，即使“10号文”始终在严格执行，也会让政府因强行干预而背负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风险。
此外，郭新飞还表示，通常一家公司想要采用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基本上会有如下几步：国内股东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境外离岸公司通过并购或换股的方式收购国内公司；重组完成后，以境外离岸公司为上市主体申请上市。
然而根据“10号文”的相关规定，从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后收购国内公司的重组过程，到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交易，都要通过商务部乃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境外上市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堵死了关联并购、换股并购等主要海外上市的必经之路。因此，至今为止这些规定的申请与审批在实践中仍鲜少启动，相反却让更多郭新飞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改变了企业走出去的念头，而是先让自己的国籍“走了出去”。
在李寿双看来，回顾“10号文”的出台不难发现，尽管不乏商务部、证监会、国资委、外汇管理局、工商局和税务总局等众多监管部门的身影，但却始终缺乏被监管方的意见，而没有来自企业的有效制衡，政策往往缺少可操作性。
尽管业界对于“10号文”限制民企海外上市不断进言，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近期仍未听闻商务部调整这一政策的任何消息，至于何时会作出调整，政府的决策还必须考虑全局。
目前，中国股市正从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杨平呼吁，希望政府部门能及时对“10号文”的内容以及执行进行调整，为企业开辟通畅、合法的海外上市路径，以免因为一纸文件逼走众多企业家的现象愈演愈烈，造成企业增加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政府丧失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社会因企业资产转移到国外而得不到税收反哺的多输局面。
加拿大冻结移民项目因中国富豪申请过多
为了把资产和家人安全送往国外，中国的超级富豪打开了不止一扇后门。披露巨额资金外移路线的最新消息表明了这一点。这次，被披露的信息来自香港。
过去几年里，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接到中国内地富豪的投资移民申请文件数量过多，以至于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冻结了这个吸引投资移民的项目。负责承办移民申请的相关部门因为大量申请文件而应接不暇。
香港《南华早报》称，有关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移民申请数据的详细信息来自加拿大移民事务律师理查德库兰。2011年驻香港总领事馆收到的投资移民申请占当年加拿大在全球收到的此类申请总量的8606。
此外，在香港提交的申请99%来自内地富豪。加拿大当局已经完全应接不暇。2012年它批准了3643张投资者签证，它本来还打算批准更多。
到2012年底，中国人在签证申请基础上的投资许诺额已经达到75亿加元(1加元约合5.52元人民币)。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一共积压了53580份投资移民申请。根据加拿大政策，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元的净资产，并须提供80万加元的无息贷款，为期5年。库兰批评说，加拿大签证“被贱卖”。
中国的超级富豪也排队等待美国、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投资签证。自2007年以来，美国就成为中国人的首选移民国。
民调数据显示，中国58%的移民申请者希望让孩子在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而32%的人是为养老做准备。
在中国，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个人能快速赚到大笔财富。
中国成第4大移民输出国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从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前三大依次是印度、墨西哥、俄罗斯)。
在富裕阶层海外资产转移目的地的选择上，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主要集中地，分别占比22%、21%和16%，其后是瑞士(9%)、新加坡(6%)和澳大利亚(5%)。与之相伴，“海外置业”迅猛增加。据调查，中国人是温哥华、布里斯班、伦敦三个城市地产业的最大海外置业投资家，其购房额占到当地房地产销售总额的20%-40%。
中国“移民潮”会压垮什么
显然，这个问题需要每个中国人来进行思考，更需要每个官员进行反思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据悉，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币的净资产，并向政府提供80万加币的无息贷款，为期5年，即可移民。虽然该项政策一直饱受批评，并于2012年7月暂停接受申请，但仍有很多人在申请，其中，来自香港的就有53580例，占全球申请量的七成以上。而在这些申请中，98%至99%都来自中国内地。
也就是说，中国内地是加拿大投资移民的集中地。到底有多少中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移民到加拿大了，又有多少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被转移到加拿大了，可能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职能部门完全掌握。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可能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出现移民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问题在于，伴随着移民潮的到来，中国的财富向外转移也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想一想，虽然中国名义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水平在世界上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中国人并没有数据反映的那么富裕，中国的财富，也没有到了可以随便向其他国家转移的地步。如果允许财富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速度转移，那么，中国人真的没有必要不要再劳动了，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创造财富了。
事实也是如此，当八成以上的中国人还在为买房而苦恼，并一个个成为“房奴”的情况下，那些被称作富翁的人，却以近1500万元的代价，纷纷向国外转移资产；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为了温饱、为了小康而努力的时候，那些已经成为富翁的人，却想着做其他国家的公民了。而且，过几年还会以华侨的身份表达自己如何如何爱国。那么，坚守在国土，坚守在创造财富第一线的中国人，会作何感想呢？
必须承认，中国在财富形成以及富翁诞生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不规范现象。譬如进入21世纪以来的房地产造富，譬如股市造富，譬如国有企业改制造富，譬如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造富，譬如权力造富等。如果财富分配过程公平合理，如果不是在财富形成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规范因素，如果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制约与制衡，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就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现象，财富也不会快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20%的富人也就不可能掌握80%以上的财富，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线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也就不会增加。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也正因为存在太多的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富翁的诞生也就极为容易，先富后的富翁们，对财富的珍惜度也就不会高，对财富与国家的关系也就不会那么密切，诸如投资移民这样的问题，也就会大量发生。
事实上，对申请投资移民的中国公民，完全可以进行一番全面分析。首先，可以看一看都是哪些富人在申请移民，为什么要申请移民。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一起富。为什么这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要带着财富一起移民到其他国家呢。难道带动其他人一起富只是一句空话吗？第二，要看一看他们的财富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原罪。财富的形成过程，大多伴随着原罪，且不同的人，原罪的严重性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申请移民的中国富翁们，财富都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要不要在移民前给国人一个交代呢？第三，申请移民的人员中有多少是官员子女。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官员子女移民的现象十分突出。一方面，是经商的官员子女大量移民，并带走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则是没有经商的官员子女，也有大量的已经移民。无论是经商的还是没有经商的官员子女，能够达到移民的条件，总是不会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投资移民，更是值得追问的。对经商的官员子女来说，都是如何经商的，有没有权力的庇护，有没有权力生财的现象。而对没有经商的官员子女来说，其投资移民的钱是哪来的。为什么一名官员，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为子女移民提供投资资本，都是值得探究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也没有具备可以让财富大量向国外转移的条件。按照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智库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在中国拥有约33万亿元的资产，其中2.8万亿转移至海外。也就是说，富翁们的资产已有近10%转移到了海外。而2.8万亿的资产，需要中国人花多少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呢？中国经得起这样的资产流失吗？
更为重要的是，前些年在国内赚了钱移民到国外的人，很多又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继续大量占有中国人的财富，并源源不断地将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中国，真的成了其他国家的财富创造地了吗？中国人，真的只能永远为其他国家创造财富吗？
显然，这个问题需要每个中国人来进行思考，更需要每个官员进行反思。对中国公民向海外移民、特别是投资移民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不是压垮加拿大等国的移民政策，而是压垮中国、压垮中国经济、压垮全体中国人的“中国梦”。
